民国才女凌叔华一生的三段爱情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凌叔华是与冰心、林徽因齐名的"文坛三才女"之一。她学养丰富，文才画禀皆擅长。无论是写文作画还是为人处世，她都以平和、温婉、淡雅著称，她以女性特有的温润去看人看世界，也感染着身边其他的人。 凌树华，祖籍广东番禺。1900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名门望族之家。其父凌福彭，光绪19年举人，和康有为是同傍进士。历任保定知府、顺天府尹、直隶布政史等要职，他擅长词章，酷爱绘画，曾与齐白石等著名画家组建"北京画会"，所结交的朋友都是当时的名流。 凌叔华是父亲的三姨太所生，是他的第十个孩子，所以她后来说自己像是一只缩在角落里的小猫，从不争闹。但是她天生聪明伶俐，家里往来的鸿儒，在她的耳濡目染中对她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 这种家庭，使她从小便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自小她就拜了著名的女艺术家、慈禧太后的画师缪素筠为师，还受到文化界一代怪杰辜鸿铭的教育。在七八岁时，曾拜著名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为师，后又从女画家郝漱玉习画，这使她的绘画技术有了坚实的基础。当她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写作才华像第一枝出水的芙蓉，文采超众，引人注目，其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1922年二十二岁那年，她考入燕京大学，与谢婉莹为同学，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 一九二四年五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关于泰戈尔的食宿问题，接待团觉得学校的食堂肯定不行，大酒店饭店也不雅，思来想去就想到了凌叔华的家里面，因为凌家也是文人之家，自然合适。当时接待的负责人是北京大学教授兼英文系主任陈西滢。这是在这场凌家的接待宴会上，凌叔华的谈吐自如和优雅的气质让陈西滢看在眼里，才有了书信往来，时常讨论文学、艺术问题。 在这次招待，还有一位青年才俊也对凌叔华动了心，那就是著名诗人徐志摩，他担任泰戈尔的翻译。在泰戈尔访问的这段时间，徐志摩与凌叔华就走的近些，这点泰戈尔都看出来了，此时的徐志摩追林徽因基本无戏了，虽然泰戈尔还做了中间人向林徽因表达了徐志摩的爱意，但林徽因是断然拒绝了。 泰戈尔跟徐志摩一向关系不错，凌叔华又出现的正是时候，便有意让这两人相处，甚至泰戈尔评价说凌叔华相比林徽因有过之无不及，但凌叔华面对这样的情况自然是害怕和保守的，两人也就一直保持书信往来，凌叔华的理性和矜持让一向寻求快的徐志摩难以适应，两人这时候有点不温不火，始终走不到那一步，徐志摩夸她是中国另一个曼殊菲尔并用热烈言语夸赞凌叔华： “ 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 此后徐志摩疯狂的与凌叔华书信往来，把她当做自己的红颜知己，两人一度火热，直到后来徐志摩与陆小曼婚期将至，凌叔华才退出了徐志摩的爱情世界，与此同时她也与陈西滢低调的书信来往，那时候的陈西滢也喜欢搞文化沙龙，就像林徽因家的客厅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不少人参与，他还担任《现代快报》主笔，凌叔华本身就是大才女经常投小说在期刊上发表，儒雅的陈西滢越看越欢喜，就在这种欣赏的意境中，两人悄悄的恋爱了起来，很低调很私密，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七月，陈西滢与凌叔华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婚礼并不奢华，朴素简单，后来凌家的嫁妆里有二十八间屋子，生怕女儿生活清苦，婚后不久两人去往日本，一边学习一边度蜜月。 凌叔华嫁了陈西滢之后，应该有度过一段心平气和的安静日子。后来，两个人在一起久了，缺点就暴露了出来。生活中的陈西滢在为人处事方面有着明显的性格缺点，苏雪林说他“喜说俏皮话挖苦人，有事不免谑而近虐的，得罪好多朋友，人家都以为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凌叔华自己也说：“以前与他出门做客，真是窘得很，不熟的人还以为他很骄傲呢。” 他们的女儿陈小滢回忆说：“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因素。母亲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这句话从小到大，我不知听了多少遍。我想她可能对自己的婚姻心生悔意，也可能觉得家庭是个累赘，认为自己如果不结婚，可能成就更大。”深究其背后的原因，陈小滢认为：“在这种复杂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母亲，防备心比较重，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和我父亲。”以至于凌叔华自己有一间单独的书房，保存很多珍贵的字画和涉及个人隐私的一些信件，谁也不能进去，包括陈西滢在内，如此可见，夫妻早已同床异梦。 在这个时候，英国青年朱利安来到了她的身边。朱利安是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姨侄，他的母亲也是位画家。一个寂寞，一个风流，他们相识仅一个多月，朱利安就写信向母亲宣布，他已经和心仪的中国女作家恋爱了。朱利安在信里写到“她说，她过去没有爱过------她说她什么也不敢相信了，现在却努力寻找爱情寻找某些可以相信的东西。------她告诉我，她曾经爱过徐志摩，只是当时不肯承认，她与西滢结婚，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他们的爱情再热烈也是注定了要分开的，她再离经叛道总归是个女子，一旦倾注感情是想要个结果的，然而这段感情却只有她陷得深，她只是他排名到K的女友。于是最终还是桥归桥，路归路。后来，29岁的朱利安在西班牙前线阵亡，又一个诗人以如此悲壮的方式离开她的生活。 在朱利安事件后，凌叔华和陈西滢尽管还是夫妻，但也只是貌合神离地生活着。有一次，陈小滢问父亲：“为什么还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陈西滢说：“她是才女，有她的才华。”说完，便默默走开。 女儿陈小滢说，母亲弥留之际，一遍遍念叨的是徐志摩的名字，而不是父亲和朱利安。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丈夫忘记了，情人忘记了，唯独记得徐志摩，可见徐志摩才是她的魂牵梦萦。那场婚外恋，与其说她爱朱利安，不如说她只是在寻找翻版的徐志摩，那么奋不顾身，不顾名誉，不顾家人，只为弥补内心深处的遗憾。
凌叔华:一代才女和她的三段情缘
作家吴鲁芹说："和她同辈的女作家中，我见到过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人，我敢毫不客气地说，陈师母凌叔华在她们之间是惟一的美人。"
苏雪林曾回忆说："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这个生活于梦幻中的女诗人，不仅才华横溢，气质高雅，她的情感世界也是同样的斑斓梦幻。以致她的一生也因此颇受争议，非凡的才华似乎也被情史掩盖于其中了。
她曾写过一篇故事《绣枕》，写的是一位深闺女子的不幸，鲁迅说她写出了“高门巨族的惊魂”。其实，这篇小说一定程度上也是她自己的心声，因为她就是从高门巨族的庭院中走出来的深闺淑女。只不过， 她是一个叛逆的深闺淑女，注定是不会遵从父母包办婚姻的，她要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民国时期的京城，新旧交替的时代，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崇尚个性解放，一时自由恋爱风行，这是昏沉之世中一丛破土新芽，亮眼的新色令人欣喜。
对文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浪漫而文艺的，亦如当初他们的相识。
1924年泰戈尔访华之时，凌叔华在她的“小姐的大书房”中接待了泰戈尔。
宴席间，大家高谈阔论，激情飞扬，在座的不仅有泰戈尔这样的文学泰斗，还有众多文化界名流，年轻气盛的凌叔华锋芒毕露。泰戈尔亦注意到了这个小姑娘，据说泰戈尔后来曾对徐志摩说，凌叔华的才华较林徽因是有过之而不及的。
当日陈西滢亦在场，这是凌、陈第一次相见，他惊异于这个小姑娘的才识与胆量。
其时，陈西滢担任《现代评论》文艺版审稿人。不久，凌叔华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她的成名作《酒后》和《绣枕》，这两篇小说的问世，轰动一时。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她此后，成了《现代评论》社唯一的女作家和日后新月派的主要小说家。
而作为审稿人的陈西滢，正可谓是她踏入文坛的引导人与伯乐。
这之后，他们书来信往，讨论文学艺术问题。在文字的交流中，他们产生了共鸣，写作绘画、评文论艺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寄托。
她认为，“通伯（陈西滢）头脑清晰，理解迅速，观察准确，是许多人不及的。”
他们在文艺的路途中互相牵引、提携，似是决心要做自由恋爱的践行者，而终至于互通心灵并结秦晋，谱就了中国现代文坛自由恋爱而结成百年之好的佳话。
但这神话般的自由恋爱却没有经得起平淡婚姻的考验，二人的婚姻虽维系了一辈子，然而其中真挚的感情却未能贯穿始终。
两人的矛盾在繁琐的生活中开始激烈起来，曾经都是怀揣美好理想的热血青年，对婚姻亦看得神圣，也经历了自由浪漫的恋爱。不可否认，当时的他们是相知相爱的，只是 到了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之时，生活中的冲突已然啃噬了这份浪漫和美丽。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的因素。
徐志摩曾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叔华、通伯（陈西滢）已回京，叔华病了已好，但瘦极。通伯仍是一副‘灰郁郁’的样子，很多朋友觉得好奇，这对夫妻究竟快活不，他们在表情上太近古人了！”此时凌叔华刚结婚两个月。
陈西滢在性格上缺乏浪漫因子，严肃而木讷，他以工作为中心，不擅儿女情长的卿卿我我。这样的性格在恋爱期间使凌叔华感到安稳与踏实，这也是她选择与陈共同一生的主要因素。但时间一久，平淡乏味的生活又不免使她陷入了冷寂之中。
凌叔华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她是生性热情之人，再加上文艺的熏陶，向往诗意的生活，很显然这些都是陈西滢无法给予她的。
对于婚姻，他们有过一番激烈的挣扎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他们仍旧维系着一个家庭直至终老，但是他们过得并不愉快。 那些孤寂的夜晚，她或许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辜负了当年的叛逆。
所以，当年轻热情的诗人朱利安突然闯入她的生活时，虽已为人妻为人母，她却以飞蛾扑火的姿态与他投入了疯狂的爱恋中。
1935年，诗人朱利安来到中国。
他是著名小说家佛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其母瓦奈萨.贝尔也是著名的画家，且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子的中心人物。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朱利安，自由愉快，朝气蓬勃，对文学艺术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凌叔华很喜欢这个比她小八岁的小伙子，她给了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应有的热情，陪他买生活用品，布置宿舍，在生活上给予了他颇多的照顾。
朱利安喜欢凌叔华的才气，他对她的欣赏与鼓励，于她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彼时的她，在学校里也不快乐，从高门巨族中逃离出来的她，又陷入了新的孤寂中。
朱利安与陈西滢是不一样的。他对待感情更为热烈，他将爱情视为信仰，毫不掩饰自己对凌的感情。
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到：“她，叔华，是非常聪颖敏感的天使......请想象一下那么一个人，毫不造作，非常敏感，极其善良极其美好，生性幽默，生活坚定，她真是令人喜爱。”
这样狂热的朱利安，这样的猛烈追求，以及对爱情的誓言，令她非常着迷。
“我昨晚读了劳伦斯的短篇小说......一个人在孤孤单单的旅行途中，心不在焉的时候一定喜欢读这样的东西。”在旅行途中，凌叔华以这般散漫的语句向他倾诉。
大约人生之中总要做件傻事，好似要在平淡生活中彰显生命的存在，那就如此这般放纵一次吧。
朱利安的奔放与热情，引燃了她体内动荡因子的火把，他们在北京尽情地享受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她陪伴朱利安游走古城名胜，故宫、北海、颐和园，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的倾情之地。那些日子，看戏、溜冰、泡温泉，两人就如久在樊笼里的鸟儿，复得返自然后竟有些忘乎所以了，他说，“这段疯狂的时间让我脑子一片空白。你能猜到我们是怎样的快乐和愚蠢。K（即凌叔华）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而我竟丢掉了随身携带的东西。” 这样的疯狂是凌叔华从未享受过的。
但这世间，愈是炽热华美的事物，就愈是短暂，如同烟花，绚烂之后必然凋谢，这是难以逾越的人生宿命。女作家和洋诗人的绯闻在武大的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凌叔华处境尴尬，似无退路，她必须得在这样的困境中做出选择。
最终，这场轰动一时的婚外恋情以凌叔华回归家庭而结束。这并非是因为陈西滢的阻挠，实则，宽厚的陈西滢给了妻子自主选择的自由。
只是这时，凌叔华已从疯狂中清醒过来，她心里清楚，年轻的诗人非终身所能依靠，她在现实与理想中权衡再三，离婚将失去太多，理性的她回归了现实。 她要寻的是终身的依靠，这或许也是她与陈西滢再不睦，也未曾离婚的缘故吧。
热烈是她渴望的，而平稳亦是她命中注定无法放弃的。而那个年轻的诗人，在恋情受挫后，投身战场，他一生最想渴望的两件事——有一个美丽的情妇和上战场。
最后，他倒在了战场上，也算是得偿所愿了。而他对于凌叔华来说， 犹如一场青春的梦幻，是她这一生无法再释放出来的另一个灵魂中的自己。
（三）朦胧的“八宝箱”情缘
后人皆知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两个女子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事，却极少知晓他与凌叔华曾经的相知之缘。对于徐志摩而言，凌叔华在他生命中的分量，大约是并不少于林陆二人的。
他们相识时，徐志摩是北大的教授，而凌叔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此时的凌叔华是自由之身，而徐志摩对这位女学生的才貌亦是很欣赏。
1924年秋，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她作他的“通信员”。信中说：“我这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凌叔华应允了。
于是，二人便开启了书信交往的模式。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 在这段悠长的通信时光中，二人早已用笔培养出某种超越一般友情的情愫。 这情愫填补了徐志摩彼时的感情空白，令他的心在迷雾之中寻找到某种缥缈的寄托。
在徐志摩的文字中，凌叔华总是亭亭地站在他面前，如天地间一切灌注了灵性的花木，他曾将凌叔华喻为“中国的蔓殊菲儿”。 曼殊菲尔是一位来自于外国的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不论是关于曼殊菲尔的作品还是外貌都有很高的评价。
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
后来，徐志摩与陆小曼正式相恋之后，他与凌叔华的通信虽是停止了，但凌叔华于他而言仍旧是一个相知甚深而毫无现实牵绊与烦恼的挚友。
他与林、陆二人纠葛不清，用了一生的心力，然而凌叔华始终在那里，令他精神上得一些永久的寄托。 “只有L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这“唯一”与“真”，都是徐志摩的心声。
面对世人对于他们感情关系的猜度，凌叔华一再澄清，她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 她曾写信给友人道：“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
于她来说，徐志摩是一个文友，他也一直视她为知音。但这友谊中究竟有没有暧昧的成分，恐怕也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了。 徐志摩也许是凌叔华心中永远的秘密。
也正因为这份特殊的挚友关系，徐志摩方才两度将自己最重要的“八宝箱”交由凌叔华保管。
所谓的“八宝箱”是一只装着徐志摩日记、文稿以及陆小曼的日记和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情书等等的小提箱。“八宝箱”中的这些日记、文稿记录了徐陆之间的情事，并涉及到了林徽因。
如此牵涉复杂的八宝箱，在徐志摩意外坠机后，曾一度引发了争夺此箱的纷争，作为保管人的凌叔华也因此被牵涉其中，并与林徽因发生不快，从此不相往来。想来这也不是凌叔华的本意。
由“八宝箱”产生的恩怨纠葛，归根结底还是徐志摩的情爱所致。现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人都已作古，这件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谜案，也成为文坛中又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这个曾被誉为 “第一个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 走出深门宅院后，追寻自由恋爱，也曾经历婚姻的苦楚，陷入婚外情的狂热，终又回归婚姻的无奈；与徐志摩的知己之交，让她陷入了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八宝箱”困扰之中。
如此丰富的情感经历，为她的人生又增添了一份姿色，也让她体味到了世间的沧桑，无憾又无悔。当一切过往都化为云烟之后，回到她的文学与书画世界中，此后 一心临摹宋元古画，感情的褶痕，想必都藏在山石松竹间吧。
凌叔华的主要作品
作为作家的凌叔华，其创作整整占据了她的一生。她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及散文集《爱山庐梦影》（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外，还有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选集》（1960年，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和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凌叔华选集》（梅子编，1979年）、《凌叔华小说集》（一、二；1984年，台北洪范书店）、《凌叔华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凌叔华散文选集》（198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十二篇独幕剧、英文著作《古歌集》（由傅光明译成中文，又名《古韵》，199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及一些零篇散文。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由于凌叔华长于表现女性，善于心理写实--细腻的心理刻画，所以沈从文、苏雪林等作家把她比作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曼殊斐尔是以细腻的笔法描写心理而闻名于世的。徐志摩评论说：曼殊斐尔是个心理的写实派，她不仅写实，她简直是写真！随你怎样奥妙的、细微的、曲折的，有时刻薄的心理，她都有恰好的法子来表现；她手里擒住的不是一个个的字，是人的心灵变化真实，一点也错不了。法国一个画家叫迨迦（Degas）能捉住电光下舞女银色的衣裳急旋时的色彩与情调，曼殊斐尔也能分析出电光似急射飞跳的神经作用；她的艺术（仿佛高尔斯华绥说的）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缝道里下工夫，她的方法不是用镜子反映，不是用笔白描，更不是从容幻想，她分明是伸出两个不容情的指头，到人的脑筋里去生生捉住形成不露的思想影子，逼住他们现原形！苏雪林则借用徐志摩的这段话来评论凌叔华：可以说凌叔华的作品对于心理的描写也差不多有这样妙处。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上，徐志摩有一段关于凌叔华的作品的精采议论。他这样说：《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馀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这就是凌叔华小说的品与格及它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凌叔华生活在上层社会，她的天地比较狭窄。但她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细心的观察与思考，真实而又艺术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家庭琐事--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这种生活，谈情说爱、吃喝玩乐，安逸和无聊占了一些篇幅，但它是现实中的一种生活。在对这些人物和生活的描写中，作者也有自己的揭露、讽刺和鞭挞。诚如阿英所说：她应用绘画上素描的方法，来表现以上的两种人物，风格朴素，笔致秀逸。她的态度，当然是对这种种的生活表示不满，她表现了她们的丑态和不堪的内里，以及她们的枯燥的灵魂。她是站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的立场上，在表现资产阶级的女性，对她们表示了不满。又说：说到描写方面，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宗法社会思想下的资产阶级的女性生活，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病态，以及资产阶级的女性被旧礼教所损害的性爱的渴求，和资产阶级青年的堕落。她的描写在这几方面是擅长的，而且是有了相当的成就。《酒后》内容简介《酒后》是她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它写一位少妇，在丈夫的朋友吃醉酒之后，产生了想去吻他的强烈愿望，要求丈夫答应她，只要一秒钟就可以了。丈夫说：“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但最后还是允许她去吻醉中的朋友。当她走到这位朋友身边时，她却失却了勇气。这篇小说，当然不能说它有多么重大的社会意义，但它的技巧的熟练，心理描写之细腻，堪称是凌叔华艺术风格的代表。其中语言之精美也令人折服。如“这腮上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桃花？我嫌他太俗。牡丹，太艳。菊花？太冷。梅花？太瘦。都比不上。……不用说别的！就拿这两道眉来说罢，什么东西比得上呢？拿远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弯；柳叶，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对。眉的美真不亚于眼的美，为什么平时人总是说不到眉呢？” 凌叔华的小说确实很少有惊心动魄的事物，看不出什么磅礴于宇宙的气势，这几乎与她的雅洁明畅的绘画一样。她写的都是身边琐事，甚至有的人物也说不上怎么典型，然而不少是有其自己较深的内涵的。苏雪林说：叔华女士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似乎与力量二字合拍不上，但她的文字仍然有力量，不过这力量是深蕴于内的，而且调子是平静的。还说她的作品是百分之百女性，它幽深、姻静、温婉、细致，富有女性温柔的气质。这一点，我们从《绣枕》和《杨妈》等篇都可以看出。对于自己的作品，凌叔华的认识是清醒的。比如对那篇颇为人称道的《花之寺》，在1980年1月给我的信里说：它有幼稚病。我想所谓幼稚，她指的不是技巧和语言，而是内容。她的儿童短篇小说都收在《小哥儿俩》一书中。她在《自序》中说：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一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记起自己穿木履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烦琐。怀念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这几篇作品的写作，在自己是一种愉快。这本书，可以说是献给小读者的礼物，《弟弟》和《小英》等篇是其中的佳作。凌叔华的创作不算多也不算少，可喜的是，她一直没有辍笔。她手里的两支笔--作家之笔和画家之笔，伴她度过了一生的岁月，并把她那颗艺术匠心和构思，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在三十年代为五四时期女作家凌叔华写下的这几句评语，言简意赅，既指出了她的作品的内容，又指出了其作品的风格特点，还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春风骀荡，冰山融释，一大批被珠埋的老作家又露真容、显峥嵘。凌叔华的《花之寺》、《爱山庐梦影》和《古韵》等佳作再度问世，获得赞誉。一般读者认同的是作家的凌叔华，画家的凌叔华却鲜为人知。盖一是她文名太盛，二为她的画作罕见，甭说真迹，连复制品都难觅。凌叔华是大自然的崇拜者。她的画作题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咏的自然，北京的胡同、伦敦郊外的风景、泰晤士河的雾岚和苏格兰的湖光，都在她的笔端熠熠生姿。更多则是春兰、秋菊、秀竹、凌波仙子和蜜蜂、蜻蜓之类的花卉和小生灵。画道之中，水墨为最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她的文、画同风，一如其人，轻描淡写，着色不多，而传来的意味很隽永。其简约、淡雅，神韵欲仙。1943年武汉大学校庆，凌叔华作《水仙》长卷志贺。她的一位学生晚年忆及此画，印象仍十分深刻，他说：凌老师的画力求从淡雅上把捉气韵，不设色，不蓊染，满幅清丽的叶与花，脱尽尘俗，似乎是焚香清供的那一类。再看这幅山水横幅：秋水、芦苇、古柳之间，一老翁抛丝，悠然独钓秋色。题语是：闲来静坐学垂钓，秋水秋色入画图。充满文人情趣。朱光潜先生称赞她的画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规模法度中，流露出她所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齐白石在读她《夜景》后作诗颂扬：开图月是故园明，南舍伤离已五春。画里灯如红豆子，风吹不灭总愁人。一种清幽、感伤、婉约与缠绵浸淫尺素。一生与画有不解之缘凌叔华研读的是外文，但她一生与画有不解之缘她出生于丹青世家。父亲凌福彭曾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并点翰林，授一品顶戴，官至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工于词章书画。母亲亦通文墨，爱读诗书。外祖父本系粤中画坛高手，家藏书画极丰。其父与学界画坛时彦过从甚密。康有为、俞曲园、辜鸿铭、齐白石、陈寅恪等社会名流是她家的常客。她的英语启蒙先生是辜鸿铭。凌叔华耳濡目染，幼时对绘画便有兴趣，常在家中粉墙上练笔。家人即延聘慈禧宫廷女画师缪素筠教习，后正式拜丹青名家王竹林、郝漱玉为师，还得齐白石的亲传。她在这种强烈的艺术氛围中薰陶、成长，俾使画艺日进。生平用功夫较多的艺术是画凌叔华自言生平用功夫较多的艺术是画二十年代，陈师曾、齐白石组织画会，十分活跃。只要有人折柬相邀，画家们便召之即来，茶馀酒后，濡毫染纸，直抒胸臆后，尽兴而去。凌叔华在《回忆一个画会及几个老画家》一文中，有具体生动的描述。那个画会是由她作东主办的，陈师曾、姚茫父、王梦白、齐白石、陈半丁、金拱北等晤聚品茗、把盏后，凌叔华裁纸磨墨请众人合作《九秋图》。姚范父题款：九秋图，癸亥正月，半丁海棠，梦白菊，师曾秋葵，?泉松，白石雁来红，养庵桂花，拱北牵牛红蓼，姚茫父兰草，集于香岩精舍，叔华索而得之，茫父记。此画被凌叔华视为藏画中的精品。撰写此文时，我询及凌叔华女公子陈小滢此画今何在，她痛心地说，失于战乱。所幸的是她家留有照片。画结识夫君陈西滢更有趣的是凌叔华缘画结识夫君陈西滢那是1924年，凌叔华在燕京大学外文系就读，行将毕业的五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凌叔华在家中以中式茶点诚邀泰戈尔到家中作客，陪同者有二三十人之众。凌叔华晚年回忆说，那时年轻气盛，目无尊长，当众人面她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你会画吗？有人警示她勿无礼，她也不在乎。泰戈尔真的坐下来，在她备好的檀香木片上画了一些与佛有关的佛像、莲花，还连连鸣谢。当时的名流徐志摩、丁西林、胡适、林徽因以及陈西滢都在座。也就是在这次茶话（画）会上，她结识了陈西滢。不久，凌叔华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她的成名作《酒后》，遂相恋并结秦晋，谱就了中国现代文坛以画为媒的佳话。1928年陈西滢到武大当教授，后接任闻一多的文学院长之职，凌叔华作为眷属同往寓双佳楼。此时，凌叔华与苏雪林、袁昌英结为好友，三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盛极一时，有珞珈三杰之誉。苏雪林本在法国学画，与潘玉良同窗，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又拜凌叔华为干妈，因此三人友谊非同一般，一直延续后人。凌叔华才貌双全，气质高雅，令世人歆羡，她的老学生作家吴鲁芹说：和她同辈的女作家中，我见到过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人，我敢毫不客气地说，陈师母凌叔华在她们之间是惟一的美人。苏雪林也说：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抗战岁月，武大内迁，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精神上也很苦闷，凌叔华便寄情丹青，以此忘掉操作的疲劳及物价高涨不已的恐惧。苏雪林在暮年回忆中说：叔华趁此大作其画，在成都，在乐山，连开几个画展。凌叔华为人的亲和力极强，她与胡适、徐志摩等一批名士情谊颇厚，他们互送字画，或诗文唱和。某年，凌叔华为徐志摩设计一叶贺年卡，构思独特：大海边的沙滩上，一稚态可掬的孩子，一手捏着花插往沙地，一手持壶浇水。题为《海滩上种花》，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后来，徐志摩在北师大附中讲演，便以此名为讲题。凌叔华将绘画当作事业来追求。她一生举办过许多次画展。大学刚毕业，她的画作便送往日本参加东京的画展。五十年代后，她在巴黎、伦敦、波士顿、新加坡等地举办过多次画展。她在巴黎的画展，礼遇极高，被安排在规格最高的塞禄斯基博物馆。她将自己三十多件绘画精品和珍藏的元明清文人画一并展出，引起轰动，让洋人一睹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鲜卷着的卵石露出一丝深绿的芭蕉，或是一湾谧静清滢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的中国文人画的风采。巴黎《世界报》、《先锋论坛报》撰文称颂，电视台也采访。令凌叔华兴奋不已很过瘾的是：与她画展同日开幕的日本文人画在小卢浮宫展出，报纸评论仅说日本的插花很美，对画却不置一辞。还是后来五十年代她在波士顿办的画展时，莫洛亚为她的画展题的序言才作出了较高评价。凌叔华虽长居国外，但她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望九之年还想办画展。她很想把自己收藏的东、西汉石拓画，在美国展出，让洋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瘦马恋秋草，征人思故乡。七十年代，她回大陆旅游，还背着画夹到北京小胡同写生。她舍不下手中的笔。1989年凌叔华终于回到她热恋的故土，她是让人抬着下飞机的。1990年，她在病榻上度过了九十华诞。临终时，她已不能言语，想在纸上留点什么，结果是一堆横横竖竖的线条。这是她的最后一片叶子。有人说是字，也有人说是画。
凌叔华的人物介绍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字润台，出身翰苑，光绪十九年中举人，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历任清朝户部主事兼军机章京、天津知府兼天津工艺局及习艺所督办、保定知府、天津道长芦盐运使、顺天府尹代理、直隶布政使。1911年后曾任北洋政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他精于词章、酷爱绘画，曾与齐白石、姚茫父、王云、萧厘泉、周启祥、金城、王梦伯、陈半丁、陈寅恪等著名画家过从甚密，组织北京画会，家里常有文人墨客出出进进。这种家庭、生活环境，使她从小便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并首先爱上了绘画。在六岁的时候，她在花园中，用木炭在白墙上画了很多山水风景、花卉和人物。她父亲的一位朋友看到这些画后对她说：你的画很有风格。你有天才，你会成为大画家的。我要跟你父亲讲，让他给你找一位老师……这样，她就拜了著名的女艺术家、慈禧太后宠爱的画师缪素筠为师，还受到当时被称为文化艺术界一代怪杰辜鸿铭的教育，使她打下了古典诗词和英文的基础。在七八岁时，还曾拜著名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为师，后又从女画家郝漱玉习画，这使她的绘画技术有了坚实的基础。 1924年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作为北京大学教授兼英文系主任的陈源（西滢）担任接待，凌叔华也在欢迎的代表之列。5月6日下午，北京英文教员联合会假燕京大学女子学院举行茶话会欢迎泰戈尔，这时，凌、陈第一次相见。之后，书来信往，讨论文学艺术问题。1925年1月10日，凌叔华奠定她在文坛上的地位的成名之作《酒后》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3月21日，短篇小说《绣枕》又在同一刊物（第一卷第十五期）发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至此她创作的兴趣更浓，除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外，也在《新月》月刊、《晨报》副镌、《燕大周刊》、《文学杂志》、《大公文艺》、《武汉文艺》、《文学季刊》、《开明》、《国闻周刊》及《中国文艺》上发表作品。终于在陈源（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迈出了文学生涯的第一步，是《现代评论》社唯一的女作家和日后新月派的主要小说家。她以一只善于调理丹青的手，调理她需要的文字的分量，将平凡的，甚至有点俗劣的材料，提炼成无瑕的美玉。1926年6月她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源结婚；翌年初秋，夫妇同往日本作短期旅行，后凌叔华留京都一年，研读菊池宽、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夏目漱石的作品及日本艺术。凌、陈二人对于文艺有着一样的爱好，写作绘画、评文论艺是其一生中共同的精神寄托。据一位元记者在《凌叔华谈陈源》一文中说，他们婚后不在同一书房写作。凌叔华创作总是对陈源保密，生怕这位元批评家在她的作品尚未发表时，用冰冷的水将她的文思和创作激情之火浇灭；陈源写好文章后，也不给她看，只有一俟发表，才彼此相示。1928年春新月书店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花之寺》（现代文艺丛书第四种），由陈源编定，他在《编者小言》中说：在《酒后》之前，作者也曾写过好几篇小说。我觉得它们的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炼，作者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没有收集进来。1929年陈源离京赴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及外国文学系主任，凌叔华也随丈夫到武大，最初住在武昌西北的昙华林，后住在武昌美丽的珞珈山上，与另外两名在武大执教的女作家袁昌英和苏雪林过从密切，结为好友，当时被称为珞珈林山三个文学朋友，又称珞珈山三杰。在武汉，凌叔华在授课之馀，还努力创作；为了搜罗华中文艺天才，还主编《武汉文艺》。1930年她的短篇小说集《女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她的儿童短篇集《小哥儿俩》（良友文学丛书第二十种），作者在《自序》中说：这本小书先是专打算收集我写小孩子的作品的。集了九篇，大约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起至本年止，差不多近十年的工作了。排印以后，编辑者说这书篇幅小些，希望我添上几篇，这是后几篇附加的原因。那是另一类东西，骤然加入，好像一个小孩子穿了双大人拖鞋，非常不衬……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夏，日寇的铁蹄威胁着武汉，她随校迁往四川乐山，两年后到燕京大学任教。战乱给她带来痛苦，情绪不安。1938年春，她将自己的苦闷写信告诉英国著名女作家维吉妮娅·伍尔芙夫人（Virginia Woolf），后者来信说：Only works you can face the war，还鼓励凌叔华写作自己熟悉的生活和切身的事物。在创作上，她受俄国契诃夫和英国曼殊菲尔 (Miss Katherine Mansfield) 的影响。这期间，她写作不多，但对东方的艺术和戏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1946年，陈源受国民党政府委派，赴巴黎出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代表。翌年，凌叔华带着女儿陈小滢到伦敦与陈源团聚，从此定居欧洲。她曾进联合国国际了解速成班学习并获文凭，后又在巴黎学习法文及研究印象派绘画多年。昂贵的巴黎生活，陈源的不及大使馆一秘待遇的薪金，这巨大的生活压力，把他们挤出了巴黎，只好住在伦敦，只有在开会的时候，陈源才到巴黎。在伦敦，她曾给大学讲授过东方艺术与戏剧，但这时期她主要从事西方文学和艺术的研究。凌叔华素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她虽出身望族，却能吃苦。除了日常的家务操劳之外，为了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她不得不兼事鬻文和卖画。1956年至1960年，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馀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和马来亚青年书局，出版了她的以中国妇女和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和以海外纪胜及文艺诗歌评介为内容的散文集《爱山庐梦影》。侨居异国三十多年，她曾先后在巴黎、伦敦、波士顿等地博物馆和新加坡、(木兵)城商会内多次举办个人画展。1962年12月，Cenuschi博物院为了纪念已故院长、著名汉学家格洛肖特逝世十周年，她应邀在巴黎Musee Cenuschi举办中国文人和她自己的画展。这是轰动巴黎的一次画展。这次画展，除她自己的三十多幅画外，还展出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大画家董其昌、倪瓒、陈老莲、恽南田、傅青主、石涛、李(鱼单)、郑板桥、金冬心、赵之谦等人的名作，这些珍品曾印成纪念巨册。另外，还展出了她收藏的文物、文房四宝及金石。法国电视台、电台广为介绍，《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等大报刊均刊专文赞扬。法兰西科学院著名院士、作家安德列·莫罗瓦（Andre Maurois）特撰文介绍她的画。莫罗瓦的文章刊印在她画的明信片上。凌叔华的绘画在国内外的声誉凌叔华的绘画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声誉。她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淡远，秀韵入骨，曾被国内外的名家所称道。五十年代凌叔华在波士顿办的画展，87岁的凌叔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对此津津乐道，当时著名法国传记作家、法国艺术学院院长莫洛亚为她的画展写了锦上添花的序言。莫洛亚称她是一位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莫罗瓦说她是一位多才多艺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她的画属于文人画。所谓文人画是画家借画中的事物来表现自己的灵魂、思想感情的一种画法。莫洛亚介绍说：在这种富于诗情的绘画中，山、川、花、竹等，既是固有物体，又表现思想。其中的静与空白和线条，所表现的并无不同，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人常把书法、绘画、诗歌融为三位一体的艺术，文人画便是恰到好处地控制了这三种要素而成的。中国艺术家虽受传统薰陶，但并不抄袭古人作品，而是努力摆脱窠臼，显示出自己的境界。他们并不呆板地以模仿自然为能事，而认为重要的是能创造一种诗的意境，所以凌叔华的工夫并不在表现面上的努力。她画的那些雾气溟俶的山峦，两岸线条模糊得几乎与光相混的一抹淡淡的河流，用淡灰色轻轻衬托的白云，构成她独特的，像在膝陇的梦境里涌现出来的世界。她的艺术的另一特色，则是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魅力，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捷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这段文字对凌叔华绘画艺术的评价是精当的。她是作家、画家，绘画活动是她一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自己所作的山水花卉曾被波城和印城博物馆购买保存。1968年英国大英艺术协会也曾借出她在法国展出的文人画在伦敦展出。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翌年法国政府令陈源离开巴黎乔治五世大街11号（11 AVENUE GORGE 5），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66年辞职，其家庭生活也愈加困顿，难以维持。1967年至1968年凌叔华在加拿大任教，讲授中国近代文学。回英国后，应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邀请，曾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专题讲座多次。1972年至1981年，先后五次回国，遍访祖国的大好河山，作画写文，优美的散文《敦煌礼赞》（刊于《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集》）就是她参加了敦煌石窟后写下的佳作。她先后发表独幕剧，在香港《大公报》、《南洋商报》上发表介绍祖国名胜和文艺作品多篇。她也用英文写作，所写的一些关于祖国的文化艺术、风俗人情的作品如《汉画石拓》、《明代木版画》、《中国庭园》、《乡村生活》、《敦煌千佛洞》等，在英国各报刊发表后，得到知识界的普遍好评，尤为英国现代最有名气的女文学家维吉妮娅·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英国桂冠女诗人萨克威尔·威斯特（Vita Sackville－Wost）所赞赏。她的自传体的英文作品《古歌集》（ANCIENT ME LODIES）是在V·W00lf指导下写成的，被誉为是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她对凌叔华说：写书不要专为外国人读。要为自己所见所知道的写。凌叔华说：这对文学工作者很有道理。《古歌集》出版后极为文化界注意，英国读书协会（BOOk Society）评它为当年最畅销的名著，《星期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还特别撰文加以介绍。凌叔华也因此而驰名于国际文坛。异乡毕竟不是家乡，异国毕竟不是祖国。只有祖国才是自己的母亲。凌叔华是时时想着自己的祖国的。据云，她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不愿像白俄一样在路边卖地毯。当然她不是白俄，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画家，一位爱国者，梦寐以求地盼望着祖国的统一、强大。1949年在新中国刚刚宣布成立，当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遇到麻烦的时候，是凌叔华夫妇在深夜从伦敦打电话，通知他紧急情况，要他赶快离开博恩默思的海边旅馆，仅这一点，就足见凌叔华夫妇的正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