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晓光,谭作钧和谭振林的关系

谭作钧和谭振林只是同姓谭，并无其他关系。 谭振林是广西贵港市覃塘公安分局民警。覃塘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刑事科学技术助理工程师。2010年4月22日中午11时许，谭振林因长时间连续工作，劳累过度，在覃塘区覃塘镇一居民楼三楼顶勘查现场时突然晕倒，不幸坠楼，因抢救无效，牺牲在他挚爱的刑警岗位上。 谭作钧是湖南茶陵人，中共党员，1990年8月参加工作，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国际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现任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 扩展资料： 谭作钧人物履历 大学毕业后，在江南造船厂锻炼，后在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工作； 1998.00——2000.00，香港飞力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0.00——2001.00，香港华联船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1.00——2002.06，香港华联船舶有限公司总经理、中船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2.06——2003.11，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3.11——2005.11，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05.11——2007.01，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7.01——2008.07，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07——2012.06，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3] 2012.06——2015.01，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2015.01——2016.01，辽宁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2016.01——2016.04，辽宁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常务副省长； [6] 2016.04——2016.11，辽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2016.11——2017.02，辽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 2017.02——，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谭振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谭作钧

　　你应该指的不是一个人吧！！你把谭政改成了谭震。

　　谭 震 林（ 1902 ～ 1983 ）


　　政 治 家，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高 级 指 挥 员。 湖 南 攸 县 人。 1926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十 年 内 战 时 期， 历 任 湖 南 省 茶 陵 县 工 农 兵 政 府 主 席， 中 共 湘 赣 边 界 特 委 书 记，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第 四 军 第 二、 第 四 纵 队 政 治 委 员， 红 一 军 团 第 十 二 军 政 治 委 员，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临 时 中 央 政 府 执 行 委 员 会 委 员 和 中 央 革 命 军 事 委 员 会 委 员， 福 建 军 区 政 治 委 员、 司 令 员 兼 政 治 委 员。 曾 参 加 中 央 苏 区 历 次 反 “围 剿”。 第 一 方 面 军 主 力 长 征 后， 任 闽 西 南 军 政 委 员 会 军 事 部 部 长、 副 主 席。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历 任 新 四 军 第 二、 第 三 支 队 副 司 令 员， 江 南 人 民 抗 日 救 国 军 东 路 指 挥 部 司 令 员 兼 政 治 委 员， 新 四 军 第 6 师 师 长 兼 政 治 委 员， 中 共 苏 南 区 党 委 书 记， 新 四 军 第 2 师 政 治 委 员， 中 共 淮 南 区 党 委 书 记。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历 任 中 共 中 央 华 中 分 局 副 书 记， 华 中 军 区 副 政 治 委 员 兼 华 中 野 战 军 政 治 委 员， 华 东 野 战 军 副 政 治 委 员 兼 内 线 兵 团 （又 称 “ 东 线 兵 团”） 政 治 委 员。 第 三 野 战 军 第 一 副 政 委 兼 第 七 兵 团 政 治 委 员 等 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立 后， 历 任 中 共 浙 江 省 委 书 记， 省 人 民 政 府 主 席， 省 军 区 政 治 委 员， 中 共 中 央 华 东 局 第 三 书 记、 华 东 军 政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江 苏 省 人 民 政 府 主 席 等 职。 1954 年 12 月 后， 任 中 共 中 央 副 秘 书 长，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等 职。 文 化 大 革 命 期 间， 同 林 彪、 江 青 集 团 进 行 针 锋 相 对 的 斗 争。 中 共 第 七 届 中 央 委 员、 第 八 届 中 央 书 记 处 书 记、 政 治 局 委 员， 第 十、 十 一 届 中 央 委 员。 1982 年 被 选 为 中 共 中 央 顾 问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曾 被 选 为 第 四、 第 五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委 员 长。 1983 年 9 月 30 日 在 北 京 逝 世。


　　谭政（1906～1988）

　　1906年出生，原名谭世铭。湖南湘乡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任文书、书记。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秘书，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一副书记，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主任，中央军委常委、顾问，国防部副部长，中央监委副书记。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11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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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骅骏劳务有限公司是2017-09-14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址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南屏路1号(农垦花园)18幢1层05号。 普洱骅骏劳务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530802MA6L19Q533，企业法人周陈，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普洱骅骏劳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工程劳务分包；土木工程、市政工程、绿化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土石方工程、建筑物拆迁工程、钢结构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亮化工程、楼宇智能化工程、弱电工程的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及维修；家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一般。 通过百度企业信用查看普洱骅骏劳务有限公司更多信息和资讯。

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商务英语专业举办就业指导讲座，我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在东湖校区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楼103大教室举办了以“面对职场，你准备好了吗？”为主题的系列讲座，新宜实业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新宜大酒店总经理谭晓光先生主讲。讲座中，谭先生结合商务英语专业特色，联系自己的工作经历，分别就当前就业市场形势，如何调整心态，清晰就业目标以及如何提高求职应试策略进行了详细讲解，精彩的讲座吸引了东湖校区各系同学的热情参与。最后，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商业化投资（JCTZ）：指出资方利用自身所有权，权衡利益和风险并选择结果的行为，即投入为了产出。
在市场准入的前提下，融资方为出资方整合了政策、人力、资金、产物四大范畴，向投资方提供按标准设计的产品化的企业，出资方以营利为主要目的，采用帮助人才创业、垫付创业薪资的方式投资，以出让部分企业股权、将企业上市的方式，使投资效益最大化。
商业化投资由前四川方舟集团率先提出，并由金马产业发展服务集团付诸实施，核心特征为，目的为“建设现代服务企业、投资商贸服务项目、为社会制造人才、为区域输入企业”。金马集团根据产业属性对投资项目实行了精细化分类，并按照预设标准使之定型，实现了企业的多元化、产品化。企业各自独立、相互支撑，以资本为纽带，从上至下纵向构成完整服务链，并以实用类项目作为配套横向延展产业链。

两者的最主要的区别，除了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之外，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不但要像自然科学那样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而且通常还要对研究对象作出直接或间接的价值判断，也就是通常还要回答“合理不合理”、“应该怎么样”。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包含着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价值判断。 正因为如此，首先，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就通常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人文社会科学各具体学科的研究对象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进而也就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有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更重要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作出价值判断的时候，总是深受时代精神的影响，使研究成果打上时代的印记。因此，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形成或是运用，都不能与特定时代的背景性因素相分离。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个性特征，也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主要区分点。其次，人文社会科学通常体现出一定的民族性。民族性具体表现为不同民族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性。一个民族的独特民族文化精神必然向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渗透，这样，民族性也就必然反映到一个民族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中来。还有，人文社会科学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发展历史阶段，往往可能具有某种阶级倾向性。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者都具有一定的阶级背景，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使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可能具有某种阶级倾向性。 但是，在谈论人文社会科学可能具有某种阶级倾向性时，一定要区分种种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民族性和可能具有某种阶级倾向性的问题，教材谈得比较充分，这里就不多说了。

　　谭震林(1902—1983)，汉族，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逝世。

人物履历

早年经历
　　1911年，谭震林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并广泛阅读了进步书籍,从而接受了革命思想。
　　20年代初期，在攸县，茶陵组织发动两次工人斗争。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动特派员。曾组织发动家乡人民支援北伐，开展农民运动，解除反动武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攸县后，发动县城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 ”后，由于反动派下令通缉，他奔走长沙， 武汉仍无法找到党组织，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谭震林被推举为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同时恢复了茶陵工会组织，并任工会主席，年底，随工农革命军撤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投入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先后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长，在江西省永兴县成功地领导土地分配工作。
　　1929年，谭震林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和红四军前委委员。
　　1930年，同罗炳辉率红十二军攻克湖南攸县和江西吉安并投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战争。
　　1930年至1932年任红十二军政委，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一方面军军委委员和福建军区司令员、政委。
　　1932年指挥部队取得水西渡、上杭、马伏等战斗的胜利。主力红军长征后，与张鼎丞、邓子恢周密部署，出色指挥了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任闽西南军军委军事部长，1936年任闽西南军委副主席。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谭震林是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和优秀红军指挥员。

抗日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谭震林是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
　　1938年，谭震林先后任新四军第二、三支队副司令员, 亲率第三支队在皖南广泛展开游击战争,还打败日寇对清水潭,马家园的进攻, 繁昌保卫战以小胜大,七战七胜,粉碎日寇夺取繁昌, 扫荡皖南的计划。1940年,谭震林在江苏突出抓抗日武装建设,将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支队合并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自任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椐地。
　　1941年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同年夏，谭震林率部主动出击敌人80余次，粉碎日寇疯狂进攻；同年初冬,亲自深入江都、高邮、宝应等地区，领导开辟新区。新四军6师十六旅遭偷袭后，请求回苏南，兼任十六旅旅长，总结经验，整顿部队，同敌人展开顽强战斗，保护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2年谭震林调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狠抓了机关作风整顿和生产自救运动。
　　1944年， 谭震林率部解放淮安、保应以东广大地区， 取得了占鸡岗反顽战斗的胜利，扭转淮南地区抗日被动局面。国内战争　　1945年，谭震林任华中分局副书记、 华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委，并当选中共七届中央委员。 同粟裕指挥部队作战40多天，完成华中战场作战任务后挥师山东。
　　1947年谭震林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副政委，指挥内线“兵团”取得胶东战役的胜利。
　　1948年，同许世友指挥发起胶济线西段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济南战役。随后，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组成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亲率3个纵队胁迫国民党冯自安部起义，并与兄弟部队全歼黄伯韬兵团。
　　1949年，谭震林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此间，中央军委对全军实行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谭震林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
　　1949年2～3月，中共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

建国之后
　　建国之初，谭震林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主持华东局工作，顺利完成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工作，全面部署并组织实施浙江省建设发展规划，亲自领导修复杭州风景区。
　　1954年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57年谭震林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整个农业合作化期间，谭震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探索。十年内乱期间，谭震林气魄雄伟， 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作坚决斗争，严厉斥责张春桥并揭露江青的野心，虽惨遭迫害仍不畏强暴，毫不妥协。
　　1977年至1982年间,谭震林先后当选为中共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谭震林主动退居二线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中顾委副主任。
　　1983年9 月30日在北京病逝。

在井冈山时期，谭震林到新成立的红四军四纵队担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问他：“四纵队靠什么起家？”谭震林很风趣地回答：“把政治上坚定、打仗勇敢的人提拔起来，把这方面不合格的人撤下去，四纵队不就有战斗力了吗？”他是这么说的，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早在1927年11月，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谭震林是县政府主席，韩伟是警卫排长，负责县政府警卫工作，他俩时常在一起。原来韩伟参加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叶挺独立团，攻打过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城。谭震林在独立团攻打攸县时，主动为独立团带路送饭，组织架设浮桥，曾受到团领导赞扬。韩伟被谭震林那种谦虚认真的态度所感动，越发尊重谭震林，而谭震林也非常信任韩伟，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1929年，由于红四军在一次战斗中失利，前委机关和军领导险遭不幸，为加强前委的保卫工作，毛泽东亲自指派谭震林组建主要负责警卫工作的混成大队，并兼任大队党代表，谭震林立即举荐韩伟担任该大队副大队长。1930年，谭震林担任红十二军政委，不久，就把韩伟从团长提拔到师长，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指令韩伟代表红十二军指战员从朱德手中接过绣有“沉着杀敌”四个大字的军旗，可见谭震林对韩伟的信任程度。1932年成立福建军区，谭震林先是担任军区政委，后又改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把韩伟提升为军区参谋长。在短短4年时间里，韩伟连升三级。红军主力长征后，谭震林领导留在闽西的红军开始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36年，他到郎车组织领导岩南漳边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当时，陈戊己刚入党，本来准备跟队伍上前线的，谭震林到郎车后，时常叫他去办一些事情，每次他都圆满地完成任务，得到了谭震林的信任。当郎车需要选一名共产党员的交通员时，就把陈戊己留在地方担任了交通员。刚开始陈戊己想不通，认为在后方不能打敌人，报不了家仇国恨。谭震林发现陈戊己的情绪后，主动又严肃地对他说：“党的交通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一定要是共产党员来当。戊己同志，党组织选拔交通员是经过严格考察和审查的，要求不是一般的。作党的交通员需要根子正，出身好，思想觉悟高，立场坚定，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怕个人牺牲。做到人在文件在，宁可牺牲自己，决不能让文件落到敌人手里。即使被敌人捕住，刀子按在你的脖子上，也得死死保住党的机密。要懂得党的交通员肩负重任，党的机密就是党和红军的生命，关系到革命事业和战斗的成败。干交通员工作，非同小可啊！干这项工作是非常光荣的，也是非常艰苦的，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呵！”听着听着，陈戊己被深深地打动了，也受到很大的教育，连连点头，斩钉截铁地说：“请首长放心，我陈戊己不是河边柳墙头草，决不辜负党的期望。请首长看我的行动吧！”临走时，谭震林站起来紧紧地握着陈戊己的双手，情深谊长地说：“好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听从党的安排，眼下组织需要你，你暂时不到前线去，要安心留下来当交通员，这是党对你的信任，我们相信你会想通的！”以后，谭震林又多次找陈戊己谈心，鼓励他好好学习，并告诉他怎么才能当好交通员，笑着对他说：“一个好的交通员不但要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好，对党对革命事业有一颗赤诚的心，还要有机警勇敢的精神，临机应变的本事，妥善处理危机的能力。”从此，陈戊己始终牢记谭震林的教导，不管是送情报，还是做其他工作，都出色完成任务，没有辜负谭震林的期望。 在无锡县甘露地区盘踞着一支以杨筱南为首的国民党游击队。杨筱南这个人见风使舵、反复无常。抗战初期，他曾拉起游击队救护过国民党伤员，也曾炸过外铁路阻止日军进犯，还打死过日本兵。1939年，杨部曾被叶飞收编为“江抗”独立第4支队。可叶飞领导“江抗”西撤后，杨筱南便翻了脸，投靠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冷欣。1940年7月，他还把我插入杨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膝宵吊在树上，亲自挥鞭抽打，以示与“江抗”势不两立。8月的一天，杨筱南一反常态，备好美酒佳肴，邀请谭震林赴宴，说有要事相商。夏光同志机警地劝告谭震林说：“不要去，说不定这是摆的‘鸿门宴’哩!”谭震林沉思一会儿郑重地说：“老夏，杨筱南对日军没有妥协过，这是我们争取他的一个重要机会。像他这样的人，我们不去做统战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他就会死心塌地倒向国民党。既然他请我赴宴，就是他摆‘鸿门宴’，我也要去闯一闯！不过，”谭震林将话锋一转，“我们也要提防他。你让部队驻在甘露镇附近，再带上七个精明强悍的警卫员，见机行事。”次日上午，谭震林带着夏光、温玉成以及凌伯泉等七八个警卫员直赴杨筱南的深宅大院。只见大院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哨兵荷枪实弹，刺刀闪着寒光。突然，从大厅里走出一个彪形大汉，向谭震林迎来，满脸堆着笑，连声说：“今日我杨某有幸，诸位大驾光临，蓬荜生辉。请!谭司令，请入座。”“杨司令有请，盛情难却，我们不得不来。”谭震林风趣地说着，双目环顾四周。大厅正中，已摆好两张八仙桌，桌上大盘小碟，盛着鸡鸭鱼肉，还有芳香四溢的佳酿美酒。“有酒助兴，我们边吃边谈吧。今日英雄聚会，人生难得几回醉，来，谭司令，我们喝酒。”杨筱南高高举起酒杯，等待谭震林站起身来碰杯。“且慢，眼下国难当头，敌情迫在眉睫，我们应以抗日大事为重。酒嘛，谈好后再喝不迟。”谭震林沉稳应对。杨筱南放下酒杯“突然袭击”道：“贵军言而无信，我等难以心服。你们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并收编之实。‘江抗’东进，把我杨某数百抗日武装席卷而去。谭司令，这事你一定早有所闻吧？”谭震林不慌不忙地绕了个弯子问道：“杨司令，你本是地方商贾，拉起武装，又为哪般？”“打鬼子，保家乡。”杨筱南脱口而出。“‘江抗’早把地方武装组织起来，开赴抗日前线，难道不是打鬼子吗？既然都是为了抗日，又何必分彼此？杨司令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为什么心甘情愿的事，突然反悔，耿耿于怀呢？”谭震林步步紧逼，“这不是被人挑唆吧？”谭震林一语击中杨筱南要害，“合作抗日嘛，应该一如既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我们‘江抗’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杨筱南一时语塞，满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地说：“这——这么说，你谭司令同叶司令一样，看中了我杨某这支武装，意在吞并!”说罢，他猛然拔出手枪，“啪”的一声，重重地拍在八仙桌上，一只酒杯被震落在地，砸得粉碎。大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杨筱南的卫兵剑拔弩张，只等上司一声令下。谭震林毫不退让，“呼”地站起，温玉成、夏光和跟随的警卫员也一齐亮出武器。“谭司令，我直言相告，我杨某带出来的部队不是吃素的！‘江抗’欺人太甚，杨某决不手软！”杨筱南继续威胁道。“杨司令，请你听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杨司令敢先发一枪，‘江抗’就有来有往，奉陪到底。赵北、丁松林部就是你杨某的归宿！”谭震林愤怒斥责。不过谭震林又缓和下来，继续说：“如果‘江抗’真的要欺侮你，我们还会来甘露拜访你这司令吗？我们从来是以诚相待的，难道我们能干出互不信任、自相残杀的蠢事吗？！”谭震林入情入理的一席话，使杨筱南陷入沉思。这时，一个哨兵慌慌张张地走进大厅在他耳边耳语：“甘露镇到处埋伏‘江抗’部队。”杨筱南听到这里，张大嘴巴，在心里“啊”了一声，顿时瘫软下来。“算啦！”杨筱南暗地思量，“事到如今，何必以卵击石；谭司令亲自登门，总算给我杨某留点面子。”在民族正义和武装压力面前，杨筱南只得同意和“江抗”互不侵犯，共同对敌。1941年蒋介石卑鄙地发动了“皖南事变”，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共行动。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径，谭震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率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其中黄金山三战三捷，就是在“皖南事变”以后的关键时刻进行的，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揭露了顽固派的无耻谰言，提高了我军的士气，为坚持江南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批评是多种多样的，有和风细雨式的，有疾风暴雨式的，也有不痛不痒的。当然还有那种是批评了你还叫你心里热乎乎的……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人们的表现也是千奇百怪的。一触即跳者有之，听了不改者有之，虚怀若谷者有之，文过饰非者有之，推诿责任者也有之。因此，有人说，面对批评，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谭老板”（当时人们对华野东线兵团政委谭震林的俗称）对批评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曾说：“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揽起来。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能听下去，要当下级干部的‘出气筒’。”这是“谭老板”的经验之谈。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且看“谭老板”如何表现——昌维战役打响以后，为配合作战，政治机关起草了《昌维战役政治工作指示》和一个瓦解敌军的电报。起草和发出文件的用意自然是很好的，想尽快让昌维的敌人投降。可问题就出在这后一份电报上。这份电报主要是讲对敌方人员的宽大政策，提出该地区的国民党党政军各类人员一律“既往不咎”，立功可以受奖等……电报发出时，兵团政治部还把这个内容印成了传单，在下边纵队开展了对敌广播。随着电波，这个消息被传了很远很远。消息传到中央大本营，第二天就有了反映。一份措词严厉的批评电报，传到了兵团机要室。电报明确指出：对罪大恶极分子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首恶者必办”一项规定的……最终将是一种欺骗！兵团政治部接到电报之后，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这是中央明令批评——这种事情在华野东线兵团是很少见的。大家很快想到了要“追究”责任——战争年代是很讲责任的。一个命令，一个电报的差错，往往就会造成多少人的牺牲。因此权力和责任是紧密相联的。中央要“追究责任”的消息传出后，政治部门的一些同志心情十分沉重。他们私下议论着，认为这次处分轻不了，说不定要给有关同志党内严厉处罚。起草电报的同志们更是闷闷不乐，寝食不安。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同志深感责任重大，立即收回传单，停止对敌广播，以挽回影响，同时准备向中央检讨。由于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这件事儿在兵团来说算件大事，因而只要一开会就会提到它。这天，兵团各部门的首长都在场，人们沉默了一阵又提起了这份电报。谢有法说：“电文是我们政治部起草的，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最终将是一种欺骗’，我们犯了错误，要向中央检讨。”“谭老板”此时站了起来，摆摆手说：“你们检讨什么？电文是经我签发的，由我个人向中央作检讨，不要你们负责。”此时的“谭老板”是华野副政委兼东线兵团的政治委员，他说此话时的语气是平缓的，也是沉重的。有人说：“这事儿不该谭政委写检讨，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谭老板”说：“我签发的，就是我的责任。”此时人们还不知道，谭震林已经给中央写了检讨，电报早已摆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案头。他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没有一句责怪下面的话。更没有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这件事，使谢有法等同志对“谭老板”肃然起敬。因为在他们中有的人，就遇到过那样的领导，有了战功抢着上，出了问题一推六二五，甚至还倒过头来整下级的……人们说：“多亏了谭政委，要不，我们可是吃不了，得兜着走了。”谭震林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上级的批评，我不承担，要下级承担，下级还怎么跟你打仗？这不是“护犊子”，这是作为一个主管干部应具备的素质。不承担责任的主官，绝不是好的主官。我承担了责任，中央无非批我一顿，像我这样久经风雨的人，挨顿批评还不像吃家常便饭。要推给他们，那他们可是真的受不了哟！ 建国初期，谭震林担任第一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和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分别20多年的几个弟弟闻讯后先后都与哥哥接上了头。老四谭云，解放前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干了10多年，1949年杭州解放时他随部起义，所以第一个见到了兄长。在各自介绍了曲折的经历后，谭震林根据弟弟的实际情况介绍他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弟弟不干，硬要缠着哥哥要去公安部门去当干部。谭震林严肃地说：“老弟，你要明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不再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了，你在旧军队搞了那么多年，难免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去工厂当个工人，通过劳动可以洗刷一下旧思想。当干部肯定不行，当公安干部更不行！”谭云见当官的要求没有答应，很不高兴地离开了省政府机关，回去以后又和军管会的同志大吵起来。军管会的领导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拍案而起，命令：“你们回去把他关起来！”军管会遵照谭震林的指示，果真把谭云关押。释放后，仍按谭震林的意见把他安排在某厂当工人，一直到退休。也是1949年冬，弟弟谭乐春专程从老家赶到杭州，一方面去看看近20年未见面的哥哥，另一方面想通过哥哥搞点本钱，开个矿，把家里搞富一点。没料想遭到谭震林的严厉训斥。事后，谭震林又和风细雨地耐心开导谭乐春：“我是当浙江省的主席，不是我们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了广大人民谋利益，不能只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兄弟！现在解放了，没有压迫和剥削，只要你自己发狠劳动，暂时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谭乐春觉得老兄的一番话很有道理，春节后便告别兄长回到老家照旧经营着一个小商店。公私合营后，他一直在百货公司当营业员。家在农村的七弟谭德生，限于经费困难，没有去浙江，只是在1950年初给兄长去了一封信。谭震林及时回了信，他写道：“希望你和全家人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积极参加减租反霸斗争，为彻底铲除农村的封建而努力。”按照兄长的意思，谭德生在土改中成了积极分子，以后当上了乡党委书记。 他为人耿直不阿，在1967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大闹怀仁堂”，和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一起，同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伙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主将。2月16日，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他说：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江青说：你敢再说一遍吗？马上给毛泽东挂电话，说谭震林是这么说的，毛泽东让谭震林接电话，说谭震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当时井冈山上谭震林跟朱德毛泽东并列三驾马车。毛泽东说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此后，谭震林即蒙受不白之冤，身处逆境。对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打倒老干部的企图和篡夺党、国家和军队领导权的野心，谭震林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他对于自己是有信心的，属于“主席反复说要保”的老干部。经过考虑，谭震林曾于3月份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自己，以便汇报意见，使毛泽东直接听到老同志的呼声。谭震林还让秘书帮他准备汇报材料，充满信心地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到了毛主席那里，非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的问题，都抖落出来不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谭震林要求毛泽东接见的愿望并未实现。直到五一上了天安门城楼，谭震林才见到了毛泽东。但是单独向毛泽东汇报的愿望，却再一次落空了。在谭震林等待毛泽东接见的同时，江青和“中央文革”已经准备彻底打倒谭震林了。1967年8月19日下午，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安排下，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所谓“万人大会”。周恩来不顾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谭震林等老同志。他在会前规定了不准挂“打倒”的大标语，不准喊“打倒”的口号，不准搞武斗等“约法三章”，并对主持批斗的人严正地指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但是，批斗会的主持人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却另有打算。周恩来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周恩来刚一离开，会场的批斗就不断升级，甚至对谭震林拳打脚踢。就这样，批斗从中午12点开始直斗到下午4点多钟。谭震林被警卫人员架着，才返回了中南海家里。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1967年秋天，南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干部，给“中央文革”写来一封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她在信中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押多长时间，供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毛主席和林彪同意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1967年11月中旬，谭震林的立案报告转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饶漱石专案组，要他们负责审查清楚。12月份，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进行所谓的“调查”。审查小组的同志经过几个月的外调，反复核实，弄清了谭震林的历史上各项重要细节，终于完全证实谭震林1932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一直没有离开过苏区，根本没有被捕过，自然，也就不存在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一说了。说谭震林是叛徒，毫无根据。1968年3月21日，在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以中央名义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时，江青公然宣布：“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3月24日晚，江青在中央召开的驻京军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气急败坏地连呼了三句口号：“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她用右手高举着一个档案袋，向台下听众大声说：“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说完，她又将档案袋向大家晃了晃，示意证据就在她手里拿着。江青这一宣布，顿时激起到会的不明真相的人的激愤，整个大厅被一片口号声笼罩着。康生也谩骂道：“谭震林这个叛徒，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上他要猖狂进攻，并且声明，砍掉他的脑袋，坐牢，他也要斗争到底。他这个反革命的气焰多恶劣！”对于康生、江青之流的诬陷，许多从井冈山时期就和谭震林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并不相信。肖克质问道：“说谭震林是‘叛徒’，请把他‘叛变’的时间、地点，‘投降’敌人的哪个部队、交了多少枪给敌人等情况，详细讲一讲。”当审查小组的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耳听到江青大声宣布：谭震林是个大叛徒，并说有确凿的证据时，他们大吃一惊，还真的以为她掌握着什么新的材料，过几天必定会转给专案组的。谁知大会过后，直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江青也未能拿出什么“确凿的证据”来。后来，专案组的同志弄清，原来江青在大会上宣布的所谓“有确凿的证据”，只不过是她看过的那封检举信而已。继陶铸之后，谭震林成为又一个全国性的重点“打倒”对象。那时，谭震林一家还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二院。就在离谭家二三百米处的中南海西大门口，安了大喇叭，日夜广播所谓谭震林炮打“中央文革”等“罪状”，高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1967年4月4日，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一伙造反派冲进谭家，进行了抄家，并把谭震林的子女逐出了家门，六个子女被一个一个地逐出了北京城。造反派还把谭震林的夫人葛惠敏单独押走了。从这天起，中南海原来的家里，只剩下谭震林一个人，在所谓“专案组”派来的警卫人员监管下单独生活

没有关系。只是他们都姓谭，都是湖南人。谭震林生于1902年，湖南攸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从事革命武装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职务。和妻子葛慧敏两人共育有六个子女，他们长大后都没有从军，而是从事科研工作，成就最高的是女儿谭泾远和儿子谭晓光。 谭本宏，1957年5月生，湖南慈利县人，1977年1月参加工作，2007年驻香港部队参谋长，2011年任海南省军区司令员，2014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员，2015年7月20日晋升中将军衔。 扩展资料 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原副总理谭震林之子谭晓光先生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追忆父亲领导繁昌保卫战，开展皖南游击战的抗战故事。谈及父亲对自己的影响，谭晓光总结为两点，一是干实事，不追求虚名虚利，做真正对社会有用、对人民有用的事。二是不搞特殊化，干部和老百姓都一样，要说有特殊那就是干部得干得更好。 2014年0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闻发言人刘锋贤中校14日就驻军司令员调整发布消息称：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任命驻香港部队司令员王晓军中将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任命海南省军区司令员谭本宏少将为驻香港部队司令员。 新就任的谭本宏少将表示，将与岳世鑫政委共同带领驻军官兵，一如既往地依法履行防务职责，并与广大香港市民协力同心，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参考资料：人民网-谭晓光谈父亲作战的三大法宝：灵活作战、团结群众、统一战线 参考资料：人民网-驻港部队司令员调整 谭本宏少将接任

早上起床看到的第一条新闻就是央视播发的汉中和乌鲁木齐并驾齐驱仍保持空气重度污染。透过窗子，距离百米开外的楼房像是笼罩在雾中，想想经常路过的108国道，兴汉新区晴天一路灰，雨天一路泥，更有胜者，路旁的绿化带、隔离桩都是被一层一层的泥土包裹，犹如出土文物一般。这只是我所见的一部分，还有像勉县两钢厂、梁山周边开山取石，个人焚烧垃圾的恶臭等等真是无力吐槽了。

我国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全国人大常委会目前公布了我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依次为：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兰州、重庆、济南、石家庄、青岛、广州、沈阳。
世界银行的环境和经济专家撰写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0个在中国，中国环境污染的治理迫在眉睫、任重道远。 调查报告说，中国城市地区空气中悬浮的微粒和硫磺含量目前是全世界最高的，其中山西太原空气中悬浮微粒的含量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的8倍，济南接近7倍，北京和沈阳接近6倍。至于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重庆最高，接近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的7倍。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和智力发展。